所以民族志的概念,除了你提到的它是一种方法外,它也常常是一个文本,也就是一篇研究论文或一本研究文化的书。当然,民族志作为方法其实很重要,所以我想把民族志电影的概念稍微往前推进一些。你刚才提到,民族志电影会不会由于是专门记录民族的,因而与纪录片区分开来。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的。近几年也有人认为民族志电影似乎应该是关于某民族的电影,而且在我们身边(云南),它常常会被认为是关于某少数民族的电影。你们来自大理,那关于大理白族、弥渡彝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影片,就会被称为民族志电影——但实际上,这样的理解比较偏狭。即便我们在汉人社会或城市中,甚至是在我们闲聊时提到的融媒体中心实习的过程中拍摄的影片,其实也可以把它当作民族志电影来看待。如果上个假期的电影观众打算在雪地里开车去看电影,那是为了看《阿凡达:水之道》,而不是这部讲述早期好莱坞明星3小时9分钟的R级影片。该片由获得奥斯卡奖的《爱乐之城》(La La Land)导演达米恩·查泽雷(Damien Chazelle)疫情期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丽塔附近以8000万美元的高昂制作成本制作(有些人认为这种类型的电影如此高的投资太过分了),这是获得了前派拉蒙总裁兼查泽雷的《登月第一人》(First Man)的制片人威克·戈弗雷(Wyck Godfrey)的批准, 虽然戈弗雷离开了派拉蒙,但这部电影得到了现任总裁的大力支持,在上映前一个月就进行了放映,并获得了五项金球奖提名和三项奥斯卡提名。这部电影有多烂?足以让人们在前30分钟内离开,电影观众给了它C+的评分,评论家在番茄网上的评价仅为56%新鲜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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