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,《欢乐颂》原本对于女性成长的细腻探索,逐渐演变成爽剧模式。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观众,都扮演起自己成长经历中的“事后诸葛亮”,谁都更愿意代入更成熟更睿智更洒脱更优秀的角色。我们对何悯鸿的厌恶,何止是对剧情人设的厌恶?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种厌恶来自于自己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次尴尬、失误、挫折、懊悔和痛苦,可以抵御深夜醒来脑中闪回社死瞬间导致的脚趾蜷缩,可以用来逃避自己过去的无能、无助和无奈,因为大多数人仍可以在何悯鸿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窘境。我们讨厌何悯鸿成长的停滞,因为恐惧自己也在遭遇成长的停滞。李玉刚坦言,虽然要不停地在三个身份中来回转换很辛苦,但他乐在其中,“其实十多年前我就想做电影导演了。我一直有做电影的情怀,我为此还特意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。电影是一门和戏曲、音乐完全不同的艺术语言,所以我是带着敬畏来拍电影的,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把电影做到100分。当然,我更希望未来能有机会通过我的电影把东方美学带到国外,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国文化迷人的,独特的韵味和魅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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